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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刘老板,这样的抱怨我听了很多。然而法律就是法律,抱怨有什么用呀?作为企业来说,只能尽量做到规范。比如说,假如公司及时给工人买社保,特别是工伤保险,即使他们被认定为工伤,企业也不至于损失太多。”徐曼说道。
“哎,我也知道抱怨没用,说多了都是泪。你说吧,徐曼,这件事现在怎么办?”刘老板问道。
“我看这样,必须先把劳动仲裁中止了,就是延后开庭,好争取出时间。然后我们想办法找出关键证据。不过,从刘老板介绍的情况看,难度非常大。”徐曼发表了意见。
“徐主任,这件事我就是气不过。明明不是工伤,偏偏就弄成了工伤。损失些钱,我倒不在乎,但不能这么冤枉。要不这样,徐主任,我不找其他人了,我觉得你头脑清晰,知道关键点在什么地方。我就全权委托你,请你亲自挂帅处理这件事。费用方面,我也不想讨价还价耽搁时间,一口价,我给你一百二十万,包括支付给工人的赔偿金。但有个条件,就是官司打赢了,你才能收到这一百二十万。如果输了,我只能按行业规矩,按诉讼次数支付律师代理费。你考虑下,看这样行不行?”
徐曼想不到刘老板如此爽快和豪气,但她认为这个价格并不合理,于是回答道:“刘老板,无功不受禄,我不能收你这么多钱。”刘老板以为徐曼对胜诉没有把握,所以不敢接受挑战。见徐曼如此反应,神态上不免显出犹疑。徐曼接着解释说:“这个案子关键是取证方面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,如果不能找到离职的车间主任,从他手上取得关键证据,即使提出行政诉讼,也不过是拖延些时间而已。刘老板,你提出的条件相当于一个对赌,我认为很公平。我不是不敢跟你赌,但我觉得企业的价码太大,我来还个价。不如这样,假如我们胜诉了,一百二十万扣除两个伤残员工的必要补偿之后,剩余部分律所只拿四成,余下的归企业。我们律师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,只要报酬合理就可以了。如果通过这个案子,刘老板体会到法律服务的意义和价值,我更愿意跟贵公司签订常年法律服务合同,这样你们企业免得临时抱佛脚,化大钱打官司,对双方都有好处。”
刘老板没想到徐曼这样还价,当下表态说:“徐主任,你如此体谅我们企业,我非常感动。好吧,就照你说的办。我看不必等到案子结束,常年法律服务合同就跟案子委托一起签了吧。另外,别的企业我不敢说,我们有几家固定的供应商,我跟他们说说,让他们也跟你们律所签订常年服务合同。”
徐曼听了大喜过望,马上说:“刘老板,那太好了。不过,你不必勉强供应商,帮我们律所推荐一下就行,签不签合同看他们自身需要吧。案子本身比较急,我要求贵司尽量协助我,先办两件事:一个是让人事部把车间主任所有个人材料复印给我,二是请指派一个行政人员接应我们律所,及时为我们提供资料。回头我让所里准备好委托书和服务合同,委托书就照刘老板的原则写。我要求贵司先付三成定金,其余等官司完结之后双方再结算。不知道刘老板是否同意?”
“没问题。你说的我都同意。徐主任,还请你把我这件案子急事急办。如果律所来得及准备,下午双方就把委托书和服务合同签了,我马上付款。”刘老板一锤定音。
签订委托书和收到定金的次日,衡量明正便作为企业代理人,向本地第一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,将本市劳动局作为第一被告,要求撤销工伤决定。徐曼仅提供了一个逻辑上成立的理由:当事企业与事故工人声称的上班地点即那家国营企业,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,因此当事企业不可能指派员工前往彼处上班。而提供的证据同样简单:当事企业注册地经营场所租约一份。徐曼心里清楚,此次行政诉讼必败无疑,她只求拿到法院受理书,然后以此为据向开发区劳动局申请中止即将开庭的劳动仲裁。
从人事档案里,徐曼发现关键证人即那位车间主任叫吴明海,八零后,湖北恩施人,但他工作时使用的手机号码处于关机状态,档案里并无其他联系方式。徐曼一见到吴明海身份证住址上‘恩施’两个字,立即想起吴晓兰的老家也在恩施,头脑里现出一线生机,说不定吴晓兰能协助她寻找到关键证人。徐曼立即酝酿出一个计划,只等萧楚男来中山参加完分支机构开业仪式,然后便随同萧楚男一道返回湖北,她要亲自前往恩施寻访本案关键证人。
萧楚男如期莅临。开业仪式后,她在徐曼召集的股东律师会议上讲了话,核心思想只有一个,就是武汉衡量包括分支机构实行内部公司化经营,是为了充分发挥各个律师的天性禀赋和专业特长,从而为社会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。她要求在册律师必须放弃本位主义,形成团队协作的理念和习惯,无论谁找来的客户,案子一定交给最擅长的律师去打。会后萧楚男宴请了分支机构全体工作人员,众人见识了衡量一姐雷霆万钧的工作作风之后,又领略到女汉子千杯不醉的万丈豪情。萧楚男预留了一天时间,讨论徐曼和邱晓明的工作计划,徐曼汇报了行政诉讼案的情况,萧楚男觉得这个案子内存胜诉基因,要求徐曼一定想方设法找到关键证人。此案一旦胜诉,必定会在当地企业界树立起衡量明正的口碑,为常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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